来自 中国史 2019-11-01 16:23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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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出卖了黄巢,唐宣宗唐朝唯一出过家的皇帝

李存勖灭了后梁后,宣称他是唐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取消晋王称号,改称皇帝,被称为后唐,定都洛阳。之前他已灭掉桀燕,之后他臣服了岐国,灭亡了前蜀。一连串辉煌的军事胜利,使其他各国震恐,先后向后唐政府进贡,都以为新的大一统不可避免地即将实现。

由王仙芝和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是我国古代第一次高举“平均”旗号的农民战争,在历史上颇具影响。然而,根据史书的记载,在长达九年的起义过程中,王仙芝曾经接受唐朝政府的诱降。史书的这些记载可信吗?

唐武宗死后,继位者是唐宣宗。唐宣宗李忱是唐武宗的叔叔,在武宗为帝时期沉默寡言。传说武宗怕他对自己的皇位有企图,所以设法想害死他。在宦官的帮助下,宣宗出游江表为僧。不过有人认为宣宗为僧的记载并不可信,是无稽之谈。

然而,李存勖只是一个骁勇的战将,不是政治领袖,他没有治理这个迅速膨胀国家的能力。他喜爱戏剧,每天在宫中忙着看戏,只信任戏剧演员和宦官。大臣和将领们必须透过这两种人,才能使李存勖批准他们的请求。他又喜欢打猎,当时中原连年大旱,士卒民众大批饿死。可是李存勖夫妇却毫不在意,游猎享乐如故,终于在同光四年叛变,直逼洛阳。李存勖被流箭射中,全族被屠。

现存的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中一致记载,王仙芝曾在新州受唐刺史裴偓的诱降,引起起义军内部分裂,与黄巢“分兵”。后来,他又在安州受唐监军杨复光的诱降,派遣尚君长等人出使长安“奉表”、“请降”,遭到唐招讨史宋威的劫杀。而黄巢也曾在乾符五年二月在淮北遗书天平节度使张裼请降。

唐宪宗死后,第三子穆宗即位,数年后服金丹致死。穆宗长子唐敬宗李湛随即登上皇位,朝政混乱,为宦官刘克明等杀害。敬宗死后,宦官王守澄等率禁军迎穆宗第二子李涵为帝,是为文宗。文宗卒,宦官仇士良立穆宗第五子李瀍即位,是为唐武宗。 唐宣宗李忱,是唐宪宗的第十三子,从辈分上说是唐武宗的叔叔。传说武宗即位后,对可能会威胁自己皇位的诸王小心提防,李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位。传说李忱“外晦而内朗”,“视瞻特异”,武宗即位后对他十分不礼貌,而他则忍让不发一言。因为与武宗有了这层关系,所以很多人认为唐末这位小中兴的皇帝曾经有过出游为僧的经历,使这位帝王的身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李嗣源继承了李存勖的帝位,他死后,由他的儿子李从厚继承。应顺二年,李从厚下令调他的义兄凤翔节度使李从珂到太原当河东战区节度使。这种职务上的调动,在当时往往是一种屠杀陷阱,被调动的将领一旦离开据点,失去自卫力量,在中途就可能被杀。李从珂拒绝接受,被逼造反。

由于这一问题牵涉到推动历史前进的农民起义领导人是否有变节行为,所以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学家们便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

韦昭度的《续皇王宝运》说:“宪宗死时,宣宗本当即位,但他将皇位让给了侄子唐文宗。武宗即位后,忧虑宣宗可能会对皇位感兴趣,就密令中常侍四人在永巷将宣宗捉了起来,关了数天,然后沉之宫厕。有个宦官叫仇武的十分同情宣宗,就上奏武宗说:‘以前老皇帝的儿子,不宜长期留在宫厕中,应该杀掉算了。’武宗感到他说得很有理。仇武带了宣宗出来后,让他藏于车中,上面盖上粪土杂物以遮人耳目,从另外的小路带了他回到自己的家里,秘密养着。三年后,武宗去世,百官奉迎宣宗于玉宸殿立为皇帝。不久,宣宗也立仇武为军容使。”从这段记载来看,武宗想害宣宗,赖宦官仇武的保护,才得以保命。

一哭得帝位

有人认为,义军进攻蕲州时,王仙芝通过王镣写信给蕲州刺史裴偓谋求妥协。有人支持这种观点,认为王仙芝出身盐贩,保存着贪图富贵的观念,进攻蕲州时,他欲牺牲群众而去投降,经黄巢责以大义,加上众人愤怒,才将卑鄙想法暂时按捺下去。他离开黄巢后.屡次派人到地方官处请求朝廷任命,立场如此不坚定,其失败是必然的。有人认为乾符五年他又派尚君长等请降,使义军遭到一定的损失。更有人认为在攻克安、随二州城后,王仙芝曾七次投降,完全变成起义军的叛卖者。

尉迟偓《中朝故事》记载的情迹与上书略同,但更进了一步:“武宗初登极,对宣宗十分忌恨。一日,在禁苑鞠球,武宗召宣宗,宣宗远远就看到中官仇士良在对他眨眼睛。士良跃马向前说:‘刚好有圣旨到,光王可下马接诏。’士良命宦官用车载了宣宗偷偷溜出禁中。军中诸将上奏武宗说:‘光王落于马下,已经不能抢救了。’于是宣宗就削发为僧,游历江表间。会昌末,中人请宣宗还京,于是即帝位。”照这则故事,宣宗不仅逃了出去,而且还流落在外当了和尚。这里仇武成了仇士良,一般估计以本书为确。

李从珂原来姓王,出生于平山,小名阿三。李嗣源在跟随李存勖出兵征讨时路过平山,遇到李从珂的母亲魏氏,就将她母子一起掠走了。后将李从珂收为义子。李从珂长大之后,才貌雄伟,骁勇善战,李嗣源更加喜爱。跟从李嗣源出征打仗时,他勇猛善战,名震三军。连李存勖也说:“阿三像我一样敢于死战啊。”

但有学者认为,史籍所记载的王仙芝和黄巢事迹,不仅各书所载各有矛盾和错误,就是同一本书中的纪、传之间也不尽相同,在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他们认为传统的说法有很多不实之处,而这些失实的地方是旧史家出于对农民革命的仇恨,对其罗织和诬陷的结果。

《宋高僧传》也谈到这件事,而且说唐朝帝王后裔和尚齐安,能预知宣宗为僧人。宣宗为僧人后,“周游天下,险阴备尝”,后来武宗让他任江陵少尹,实是“恶其在朝耳”。《祖堂集》说宣宗曾拜齐安为师,“甚有对答言论,具彰别录”。《北梦琐言》说宣宗“密游方外,或止江南名山,多识高道僧人”。《五灯会元》之第一灯为《景德传灯录》,内中谈到杭州盐官齐安禅师法嗣中共有八人,内中就有唐宣宗皇帝,并且录有宣宗与黄蘖希运禅师的对话。这一系列的材料都谈到了宣宗曾经当过僧人。

有一次和后梁军队在黄河岸边交战,在梁军退却时,李从珂竟然领十几名骑兵混在敌人当中,等抵达敌人的营寨大门时,李从珂大喊一声,杀死几个敌兵,然后用斧头砍下敌人的了望杆从容回到自己营寨。

他们提出:第一,关于乾符三年十二月王仙芝在蕲州受刺史裴偓诱降,引起王仙芝和黄巢的冲突,从此二人分开作战的记载是失实的。因为早在乾符三年九月,起义军攻占汝州之后,王仙芝和黄巢就已经分道活动了,王仙芝攻占蕲州时,黄巢并不在场。第二,蕲州招降起义军一事,并非王仙芝妥协动摇,而是唐政府招降阴谋的结果。有乾符三年九月乙酉僖宗《讨草贼诏》为证。第三,王仙芝进军蕲州的时间是在乾符四年秋,而《资治通鉴》、《平巢事迹考》等史书虚造王仙芝于乾符三年冬在蕲州受敌诱降,是混淆了年代。第四,起义军攻蕲州时,被起义军俘虏的汝州刺史王镣,曾经为王仙芝致书裴偓约降,并作为王仙芝投降的牵线人这件事,也是不可信的。因为王镣当时是否在起义军中,还是一个问题。

相信这种说法者认为,韦昭度没有记载宣宗出游为僧,而只是被养在宦官家,主要是韦氏身为唐相,和宣宗的时间距离又太近,所以不能不为尊者讳。如果把当朝皇帝的父亲或祖父当和尚的经历明揭出来,在当时恐有诸多不便。

在父亲李嗣源继位称帝后,李从珂和朝臣安重诲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安重诲几次要制裁他,加害他,幸好父亲明智,极力保护,这才幸免。等安重诲被李嗣源赐死后,李从珂才放心出来,先任左卫大将军,后又进位太尉,到凤翔任节度使,其后封为潞王。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在《新唐书》、《通鉴》等史书中,写得那么重大的王仙芝投降事件,在《旧唐书》中却没有只字记载,很有可能是唐末五代后宋人夸大铺演而成的。王仙芝攻复、郢诸州时,杨复光派人说降,这是事实,但王仙芝并未受敌诱降。尚君长等在颖州与宋威战死,根本不是受王仙芝派遣出使长安路过颖州时为宋威所杀。

宣宗出家在什么地方?一些人认为宣宗取道江淮后,最后在浙江盐官镇国海昌院当了一个小沙弥,其师就是该院方丈齐安,宣宗的法名为琼俊。当上皇帝后,他想接齐安回京师,但齐安已经圆寂,宣宗只能赐给他悟空国师称号。安国寺有许多碑记,谈到宣宗曾逃难出奔,落发为比丘,“遍参诸方,独器许于盐官和尚”。宣宗当和尚的故事,历代流传不绝。传说苏轼当杭州太守时,曾游海昌院,凭吊旧迹,有感而发:“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天人。”点明了龙颜曾在海昌院受到齐安的格外照顾。南宋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说:“唐宣宗微时,以武宗忌之,遁迹为僧。一日游方,遇黄蘖禅师同行。”清朝康熙《海宁州志》、《海宁县志》都肯定宣宗曾当过和尚。

李嗣源死后,闵帝李从厚继位,他本人优柔寡断,重用朱弘昭和冯斌二人掌握朝廷大权。这两个人一无威望,二无才干,只知道排挤异己,众人敢怒不敢言。朱、冯二人将李从珂视为最大的威胁,想尽办法要除掉他。李从珂也对他们有了戒备,经常称病,不去朝廷。而闵帝也怕李从珂威胁自己的皇位,采取措施抑制李从珂。先是将李从珂在京的儿子李重吉贬出京城,到边远的亳州任团练使,又将李从珂一个当尼姑的女儿李惠明召入宫中做了人质。然后听从了朱、冯的计谋,让洋王李从璋做凤翔节度使,取代李从珂,让李从珂到河东任节度使。

然而,一些人不同意以上学者的观点,并且从分析史料入手,对这些看法进行了反驳。

不过有很多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着名唐史专家岑仲勉曾专门对这件事进行了考证。他指出司马光《通鉴考异》早就认为韦昭度等书的记载“皆鄙妄无稽”,而宪宗死后宣宗“便合绍位”是唐末小说的言论,“多不足凭”。尉迟偓的说法比韦昭度更加荒谬,当时皇子都居住在十六宅,一般是不出阁的,而宣宗能当僧人;特别是武宗对他十分忌讳,怎么能任其到处乱跑?武宗既然知道宣宗当和尚了,“只有明正其罪,岂肯授以江陵少尹”?岑先生猜测:“大抵武宗毁佛,僧人憎之极深,故不惜为诡说,以遂其诬捏,韦氏等三书,保不为僧说所影响也。”

当天夜里,被逼无奈的李从珂让人起草了檄文散发到各地,以清君侧除奸臣为名,请求各节度使共同出兵攻打首都洛阳,杀掉朱弘昭等人。李从厚命王思同领兵来讨伐,王思同集结各路兵马围攻凤翔城。凤翔城本来就不是什么重镇,城墙很低,外面的护城河也很窄,水也浅,无法固守。在朝廷重兵的大力攻击下,东西关的小城先后失守,李从珂的部属伤亡很大,再打下去,城池难保,李从珂站在城头上,焦急万分,恨自己没有早点防备,以致今天要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针对前面所罗列的这些观点,他们指出:首先,《旧唐书·黄巢传》将王仙芝和黄巢的活动完全分开叙述,根本没有提他们合兵攻打汝州的事,既然没有提合兵攻汝州,又如何断言攻克汝州后两人分道作战?

一些人认为《旧唐书》说宣宗“严重寡言”,“幼时宫中以为不慧”。他在文宗、武宗时“愈事韬晦,群居游处,未尝有言”。像《旧唐书》根据唐代的国家文献整理成书的着作,可靠程度远在私家着述之上,却并没有说他削发为僧云游四方。唐武宗在位时,根本看不起宣宗,而不是怕他防他。而宣宗装出一副庸碌的样子,韬晦少言,减少武宗对他的防备。宣宗生于元和五年即帝位时不足36周岁。他的长子懿宗大和七年女儿万寿公主出嫁,大中五年封三个皇子为王。如果当时削发为僧,长期不在长安,而在南方游方,他哪里会有自己的家庭和众多的子女?宣宗即位前与佛教的关系,仅是就近游玩,多少作点佛事而已。

望着城下的攻城将士们,李从珂猛然间眼前一亮,原来城下的将领竟有许多是他以前的部下。李从珂三下五除二,就将上身的衣服脱掉,露出身上的一个个伤疤,然后站到了城墙上放声大哭。在生死关头,李从珂哭得声泪俱下,哽咽着说:“我不到二十岁就跟随先帝出征,四处奔走,出生入死,毫无怨言,创伤遍身都是,你们大家和我一同跟随先帝四处征战的也很多,也为国家社稷的复兴立下了功劳。而现在朝廷却由奸臣当政,对我妄加猜测陷害,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了解我,我以前对你们如何,你们心里也清楚,为什么还要被奸臣利用,替他们杀自己的朋友呢?朝廷听信谗言,说我谋反,要致我于死地,你们又怎么忍心骨肉相残,不肯救一救我呢?我有什么罪啊?今天竟落到这个地步。”

关于《讨草贼诏》这一证据,他们指出,这一诏书并非发布于乾符三年九月乙酉,而是乾符四年三月发布的。支持王、黄二人没有变节行为的学者错把《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乾符三年九月乙酉的赦令当成了《讨草贼诏》。因此,说乾符三年十二月蕲州招降义军是唐政府既定招降阴谋的实施这一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唐宣宗当过和尚吗?看了上面的不同观点,我们仍是无法作出肯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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